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在2019年,学院成功申请入选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名单(区域国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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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探究导致土耳其在自由化/全球化与其自身国家安全之间摇摆的历史动力,而自由化/全球化指的就是被视为现代典范的西方特别是欧洲。对此需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第一,探究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政治自由化的风潮(基本上就是试图同苏丹分享政权)、大众对帝国安全的关切以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第二,详细分析共和国时期两次引进多党制的尝试,以证明先前对立的自由化与安全问题是如何发展成为一种“国家安全综合征”(national security syndrome)的。

在19世纪末以前,高度集权的奥斯曼帝国大多数情况下能相当有效地处理自己的安全问题。但帝国晚期不断面临军事失利、领土沦丧,内忧外困的安全压力迫使奥斯曼帝国进行“防御性的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zation),自由主义化和西方化被当做解药引入奥斯曼帝国。以坦齐麦特法令(Tanzimat Fermani,即玫瑰园御诏)和革新运动(Islahat movements)为代表的帝国改革受到了外国的强大影响。作者认为,外国——主要是欧洲的影响大约可以视为早期的政治全球化。在国家存亡之际试图落实自由主义政治改革,这让奥斯曼帝国面临这两者带来的双重压力。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化就是自由化思想的理想形式。自由主义者一般都强调自由化改革、要求苏丹分权,认为这是保护国家免遭外部侵略和领土沦丧的方法。这点至关重要,因为自由化改革的努力最终就是为了达到保卫帝国安全这个首要目标;而官僚要求分权则是因为苏丹已经不能再像他的前代们一样为帝国的安全提供保证。这种关系决定了改革的目标是要限制苏丹权力,分权给依靠掌握军队来捍卫国家的官僚,而不是去支持大众。

1876年宪法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帝国内忧外困(巴尔干叛乱,东方问题、经济危机等),模仿西方并依赖于欧洲影响的帝国宪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丹权力。由于欧洲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在国内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召开了关于东方问题的会议(Tersane Konferansi),此举遭到了帝国的强烈反对。后者希望通过颁布1876年宪法所展现的进步姿态换取列强取消该会议。显然,自由化改革再次与帝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纠缠在一起——如前所述,自由化被视为一种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手段。此外,宪法还允诺避免与沙俄的战争,希望以此消除沙俄干涉奥斯曼帝国境内斯拉夫少数民族地区的借口,但是,1877年还是爆发了俄土战争。所以,苏丹就以宪法未能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根据宪法罢免了起草宪法的首相,后来又解散了议会——议会和宪法再次成为抵抗外国干涉失败的牺牲品。这一时期,青年土耳其党内的自由派也输给了威权主义者,后者的主要目标就是保卫国家,且从不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手段,而毋宁视其为一种对国家安全的削弱。

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帝国精英们发现在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下,安全/稳定和自由化/现代化经常可以达到近乎完美的结合——在保卫家园的同时进行国家的改造和现代化建设是极有可能的。这种认识始自团结与进步委员会(Ittihad Terakki Cemiyeti),并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进程中达到顶峰。

共和国建立后,一旦内外形势得以稳定,土耳其精英就开始推动进一步的自由化,但他们的努力仍未能超越先前政治自由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二分关系。而且事与愿违,两次多党制尝试的失败,不但巩固了他们对二者零和收益(zero-sum gain)的认识,也进一步将这种对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权安全综合征。共和时代初期的政治讨论,甚至是关于民主或腐败等非安全问题的政治讨论,最终都被安全问题化了,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安全综合征”的发作,这些都被视为对共和政权的威胁。

第一次多党制尝试是始于1924年10月17共和进步党(TCF)的成立,但被不久之后的库尔德人叛乱所打断。国家对叛乱的反应将在舆论和行动中带来一个安全化时期,以安全与稳定为名的国家精英们再次以相同的理由牺牲掉了政治全球化(political globalization)的尝试。

以“维稳法案”(Takrir-i Skun)为代表,“政府可以在总统批准后禁止和废除破坏国家社会秩序、平稳、安全和稳定的机构、行动和出版物。”而平叛时成立的两个战时法庭也被保留下来,并最终通过战时法庭关闭了TCF。(法庭认为TCF出于政治利益进行了基于政治伊斯兰的宣传和活动)。

第二次尝试始于1930年8月12日建立的自由党(Free Party)。与第一次多党制尝试和TCF的情况不同,这一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政党精英之间的内部权力斗争而产生的,也是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动员群众的尝试。而执政的精英们看到了可能真正会威胁到现状和革命目标的潜在风险,并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活动。国家精英们再次在辩论中强调政权的安全性,而不是主张自由化。他们强调,进一步民主化的尝试,包括使社会扮演比国家更大的角色,将会带来无政府状态和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一个名为Dervish Mehmet的宗教人士真的利用多党制下有利于反对派的政治环境,组建了一些亲哈里发的组织,并在1930年12月30日煽动叛乱。叛乱分子甚至进行了斩首活动,并将首级挂在杆子上游街。此类事件对国家精英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和关注政权安全的精英人士接受了“民主扩张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论点,现在看来这确实是正确的。其次,先前被视为潜在的一些零散特征现在都被进一步巩固为国家安全恐惧征。对于许多精英人士来说,“显而易见”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主的信任。因此,以防止无政府状态和破坏国家安全为名(如果不是彻底牺牲),至少也必须推迟对世界标准下的民主价值观的“真诚渴望”。

国家安全综合症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一系列潜在的、严重的反革命来源于破碎凌乱的社会。第一次多党制尝试中的库尔德人叛乱等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土耳其国家精英和社会认为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一观点是对的。

“无政府状态会怎样”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第二次多党制尝试失败后,相关的担忧似乎更加强烈。也许最重要的是,一个如此高级别且稳固的国家(不)安全水平将大大降低将全球化深植于内心的精英们进一步推动政治自由化的能力。换句话说,对土耳其现代史而言,未来的政治自由化/全球化努力不得不由国外的国际动力来发起并有效推动,以便土耳其精英对此做出回应。甚至这种回应还将受到日益加剧的国家安全综合征的困扰。现在,在政治全球化的大潮再次叩响土耳其共和国的大门之前,任何扩大土耳其国内民主的努力都得被推迟。

原标题:《土耳其博览 摇摆在全球化与安全之间的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时代晚期到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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